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揭示了什么，那就是欧洲（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拉丁裔人民）面对严峻局势采取严厉措施的能力有限。比如在意大利，人们并不拿政府的规定当回事。

在西班牙，无论是启动宪法第155条，还是让大众居家预防疾病，政治阶层都表现得胆战心惊。他们缺乏领导力，胆小怯懦，骄傲自满，或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历史情结：害怕与人相处不好，又假装想和所有人相处融洽。

西班牙语和普通的意大利语有很多共同点。然而，西班牙人却更害怕冲突，或者说畏惧设定明确的界限和标准。他们喜欢模糊不清、马马虎虎，而不是周密严谨、一丝不苟；他们过于在意给人留下好印象，希望得到轻松直接的认可；他们把心情好排在第一位，也贴心考虑他人感受；他们往往宽以待人，选择避免摩擦。

此外，要想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见面打招呼时不贴脸亲吻两次、不参加示威游行、不聚餐，不聚会、零社交，恐怕非常之难。COVID-19被认为是“社交病毒”，它影响了那些有许多身体接触的人：在意大利，大量中招的政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中国人不握手，不亲吻，见面鞠躬行礼，几乎停止了社交生活。他们不会去露台和酒吧参加聚会和小酌；当他们被告知该做什么时，他们会遵守规定；他们不需要“踮着脚尖”（意为小心翼翼），以防他人“感觉不好”；共同利益比个人利益重要；他们具有集体意识，远见和大局观：他们将集体看作是一个整体。此外，他们拥有阅读大数据的技术能力和教育内容。因此，他们知道如何隔离COVID-19病毒并降低其侵略性。

COVID-19病毒表明，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们变得耽于安逸，纪律松弛和令人厌烦：我们不善于灵活应变。我们的自负和自满情绪令我们排斥必要的变化。

中国以社会结构赢得了生存战争。他们是一个更有组织性，更有纪律性和更有秩序的社会。此外，面对东方人的技术观，我们必须在线性思维结构中增添这么一个重要认识：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实现或利用大数据指标及其应用，我们尚不明白应首先利用数学模型去了解当今世界的某些现象，而不是从表达它们的真实环境中去了解它们。

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负有“社会道德责任”，避免自己成为集体感染链中的一环：待在家里不是为了不被感染，而是为了阻止病毒传播，是为了不成为新的病毒携带者。想想看，如果每天有两个人传染给另外两个人，并且没有任何机构对其实施隔离，那么15天后将有6.5万例感染者，30天后，则将达到10亿例。

COVID-19病毒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再是第一世界。如果我们想幸免于难，我们需要基于一个真正的集体——而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——之观念，开发出更加灵活的决策模型。而教育、勇敢的领导和集体纪律乃是生存之关键。（作者：Roberto Crobu，编译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全球舆情与受众研究中心 温大琳）